多年前，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，当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不幸却潜伏在那里。当然，在你最不想要的时候。虽然其中一些记忆令人难忘，但它们通常令人尴尬、沮丧，当时肯定并不好笑。
我去马斯特里赫特公共图书馆看了几本期刊。然后我去了趟男厕(这也是我去图书馆的原因之一)。我面对着三个打不开的摊位。我急着进去，门一直开到地板上，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从下面爬过去。你也无法爬过隔间。相信我，我尽力了。每个隔间都像一个封闭的小房间。
门上有一些小槽，本来应该是把手的位置，我想可能是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，是投币操作的。我投入了投币口里的所有荷兰硬币，甚至还有一些德国硬币，但什么都没有!最后我去找那个胖乎乎的图书馆保安，他会说点英语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他以一种明显令人恼火的大声回答我:“你当然进不去厕所，那里没有把手。”
大约有50个头转向我。我想大声说，我不是另一个愚蠢的游客;我只是急着去趟厕所。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就是那样的人。
我整理了一下思绪，问道:“一个人从哪里得到一个柄呢?”“当然是在前台，”他回答。我拍了拍额头。“当然是前台了!”
我走到前台，发现大约有六个把手。我伸手去拿了一个。“别这么快，”图书管理员似乎在用荷兰语说。我突然停住了。现在我想知道什么?我需要借书证吗?
显然，她只是想让我保证，我用完后会马上把把手拿回来。当我答应这样做时，她笑了笑，让我继续去厕所。我找到了一个门缝里没有硬币的摊位，把把手插进去，把门关上了。四周漆黑一片，我找不到电灯开关。我找到了一个感觉像电灯开关的东西，但它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。我一直非常小心地看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伸手去开门，突然意识到我需要把手来开门，当然，我把把手落在外面了。
我使劲敲门，用我能鼓起的最友好的声音喊“救命”。几分钟后，一位路过的顾客救了我。当我从厕所被救出来时，我满不在乎地喃喃道了声谢谢。
门开着，我找电灯开关。没什么。我打开了另外两个隔间的门(一直紧紧抓住门把手)，也找不到任何电灯开关。我甚至检查了浴室的主开关。没什么。也许，我想，我需要从前台拿一个电灯开关。我不情愿地回到前台，向我最喜欢的保安询问照明位置的帮助。
我现在在他心里证明，我是他当保安时遇到的最愚蠢的游客。他平静地看着我，然后用一种对一个三岁孩子会造成心理伤害的居高居高下的声音说:“灯已经亮了。”
“不，不是，”我说。
“是的，它是。”
“不，不是。”
然后他带我回到厕所，给我看那些我显然看不见的灯。他打开一个摊位，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微小的“黑色”微型灯泡，它发出的光和我戴的天美时手表发出的光一样多。
“看，”他有点傲慢地说，“它开了!”
“但是，”我坚持说，“你用它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“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。黑光灯可以防止吸毒者在这里吸毒，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静脉。”
“但是他们也找不到厕所，”我指出。“这是驱使吸毒者喝酒的好方法。”不用说，他很不高兴，而我在去了图书馆厕所后，设法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溜出了图书馆。
1997年秋天，我决定去瑞士看我女儿参加的世界山地自行车锦标赛。我听说过高效率的瑞士人，但这次旅行将告诉我，他们的效率远没有什么可吹嘘的。
我先飞往巴黎，然后换乘瑞士航空(Swissair)飞往伯尔尼(Bern)的通勤航班，售票员说我可以乘火车去夏多德欧克斯(Chateaux d’oex)。我得在弗里堡换车。艾莉森的团队在团队酒店为我预定了一个房间，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。我到了伯尔尼，坐了一辆小巴进城去火车站。我向售票员要了一张去欧克斯夏堡的票，又一次被告知我需要在弗里堡换车。一切似乎都很顺利，直到我到达弗里堡，去赶联程火车。我等了又等，可是没有火车。我去了售票处，但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售票处晚上关门了。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交谈的人，他说去欧克斯夏堡的火车周三晚上不开。
我四处寻找出租车，被告知当晚唯一的一辆出租车已经关门了。到那时，也没有任何汽车租赁公司营业。幸运的是，一位好心的先生经过，说出租车司机是他的弟弟，他安排出租车把我送到目的地，我花了100美元的美元车费。我任凭他摆布，我能怎么办?
我回来的时候，一个朋友提出在我出发的那天一大早开车送我去伯尔尼。我接受了，因为售票处给了我返程票的部分退款。我的航班直到那天晚些时候才起飞，但我觉得，有了飞往巴黎的所有转机(大约8个)，我可以在稍早的航班上等候，也许还可以在巴黎做一些有趣的事情。
早上7点20分，我被送到伯尔尼机场。第一次飞行是在上午8点半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瑞士航空公司的机票代理绝对拒绝让我坐预备航班和更早的航班，即使所有起飞的航班都没有半满，你会感到惊讶吗?代理人坚持说我订的是晚上7点的航班，而且那是我唯一可以上的航班，没有“如果”和“但是”。效率到此为止。下个月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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